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地推出一系列幫助企業復工復產的政策舉措，其中就有倡議房東減免租金，國企紛紛響應倡議帶頭減免租金。表面上看挺好的，因為它及時地為極小部分中小微企業解決了實際問題，但能讓少部分人受益的舉措并不一定是個好的舉措，國企因疫情減免租金實則存在諸多的問題。

　　一、對私營企業不公平

     國營企業的所有權是全民所有，國企減免租金說白了就是拿全民所有的錢去做好人好事，拿國家的錢往國企臉上貼金，這件事做起來很容易，因為花的是國家的錢，賺的是自己的名聲，如果國企缺錢了，有國家兜底，有全民買單，何樂而不為。

　　對國企這種慷慨大方的行為是否要經過一定的程序，根據上市公司的治理規則，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對外捐款達到一定比例是需要經過股東會表決通過的。

　　但這樣減免租金對私營企業卻是十分不公平的，畢竟私企要減租就是割自己身上的肉，私企要按期繳銀行貸款本息，還要靠鋪租給員工發工資、繳社保、納稅，私企沒有租金收入就只有破產倒閉，關門大吉，國企減租會形成“道德綁架”，導致私企“不減不行”，給私企雪上加霜。如果政府一定要國企減租，則一定要考慮到私企的利益，比如參與減租的私企可以減免相應稅收，可享受貸款減免政策等等。

　　二、對私企的租戶不公平

      國企帶頭減租的背后，如果大多數的民營物業因自身能力有限沒能跟著減租，這就導致租了國企的商鋪可以免租，租了私企的商鋪不能免租，同樣是租鋪做生意，這對私企租戶而言卻是不公平的。比如疫情期間，在同一區域做同一生意的兩個小老板，一個因租賃國企商鋪可以免去兩個月租金因而賺的盆滿缽滿，另一個卻因租賃私企商鋪必須繳納兩個月租金而苦苦支撐，入不敷出，一免一交就會形成巨大的落差，使原來處于同一跑道上的兩個小老板也許從此就開始了危機分化。這會造成“投胎高貴論”，抬高了國企的社會地位，貶低了私企的社會地位，破壞了國家幾十年努力才建立的“市場主體一律平等”的至高社會規則。如果租賃國企商鋪減免租金，哪么租賃私企業商鋪同樣應由政府提供租金補貼。

　　三、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滋生腐敗

      部分國有企業的物業，不是一般人想租就能租到的，中間會存在大量的人情關系，實際承租者多數是出租方親戚朋友，現在免租可能造成利益輸送，容易滋生腐敗。甚至存在利用減免租金的權利，進行收受賄賂、平分租金的可能。

　　四、對社會產生極壞的示范效應，制造社會矛盾

      國企減租后，在很大程度上給擁有物業出租的私企帶來了很大的壓力。私企如果減租，那誰來給私企減免銀行貸款本息、減免物料價格、減免員工工資等？當前房屋租賃市場的租金回報率很低，且近些年受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租金收入覆蓋貸款利息尚且困難重重，所以很多私企并不具備給租戶減租的能力。但如果私企不減租，客氣點的租戶會找私企訴苦，不客氣的租戶就天天上門鬧事。因國企帶頭減租的示范作用，將私企推向了與租戶的對立面，必然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帶來諸多租戶上訪、甚至砸鋪傷人的社會治安事件發生。

　　反之，如果國企不帶頭減租，其他租戶還是按照租約辦事，乖乖的如數繳納租金，現在一些租客到處投訴甚至鬧事，這明顯是國企帶頭減租而引起負面作用。

　　五、二房東不兌現承諾，缺乏監督機制

       現實中的商鋪大都經過二手轉租，國企減租按合同相對性只能與二房東簽約，但二房東不兌現承諾，并不對實際承租者減租，實際經營者毫無利益可言，雖說按要求簽了承諾書，但二房東不兌現國企也無法可依，事實上國資委也無法監控。一方面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另一方面又沒有惠及普通百姓。

　　綜上，國企帶頭減租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好心并不一定辦成好事。國企減租后不能使私企陷入“被動減租”的境地，不能以犧牲私企的利益來贏得租戶的歡心，不能讓私企為國企的面子買單。如果真為抗擊疫情共克時艱，可以由政府制定更多的減息、補貼等惠及全民的政策，以保證公平和社會的穩定。